这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

要以这些规划为抓手，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们要切实在加快转变上下更多功夫、见更大实效，使经济增长真正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形势长期保持下去。要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受土地、水、自然灾害等多重制约，主要农产品稳产增产难度较大，加上市场流动性较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加大。市场价格是经济活动最为灵敏的信号，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要素市场。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支持西藏、新疆等地的发展，这事关全局。发展是转变的基本前提，不谋发展，转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后，如果某些组织能够证明自己满足国家规定的一些条件，主要是运营收益不分红和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属于特定的公益性范围，这些组织就可以获得税务优惠，成为非营利组织。

紧要的事情在于，某些社会通过长期的演化形成了鼓励慈善类事业发展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亦即制度框架，而后来者只不过依照这些制度来行事而已。所谓劝不劝，就是看盖茨和巴菲特是否动员赴宴的中国富豪们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也就是劝捐。至于哪个国家机构来认定这些条件是否符合，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于是，很多中国富豪们担心被劝捐，暗中盘算着接到宴会邀请电话之后如何回复，一时间巴比的邀请函成了烫手山芋。

在所有发达国家，就各类组织的建立，国家设定了一套可以自由切换的制度框架。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授，无论这些大学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是要拿高薪的。

譬如说，在美国，这一职能由税务局来行使，而在英国则由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慈善委员会来行使。唯有摘掉紧箍咒，将国民的心思、才智、财富引向制度化和专业化，慈善事业的发展才能走上正常的轨道。组织的创立者究竟如何在这三种形式中作出选择，是一个经验研究的课题。说白了，就是追求全面。

如此一来，巴比晚宴变成了鸿门宴，不少受邀者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理由不来吃饭。中国慈善事业要取得大发展，必须开展一次思想大解放。与之相对应，很多社会公益性组织也是要收费的。但是，即便如此，当时经济单位所处的鸟笼一般还是较大的。

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中，任何人只要有意愿、有能力，均能创办属于自己的非营利性组织，自然也可以吸收社会各界的慈善捐款。慈善的制度化和组织化，这才是我们大家特别应该加以关注的事情。

当然，还有不少富豪坚决不裸，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自己的资产将企业搞好，就是最大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源，或者说中国模式的基石，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打破鸟笼经济。

除他之外，还有一位中国富豪要捐出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资产，另有不少富豪要半裸或三分之一裸，不一而足。其次，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要想建立，必须先找到一个婆婆，即所谓挂靠组织，接受其行政管理，而这类挂靠组织必须是国有单位(亦即公立组织)。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出现在基金会这一个领域。但是，仅仅从需求方面来考虑问题无法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某一特定行业内部非营利组织的数量会时多时少，或者会因地而异。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架构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有些富豪无意之间将自己的小盘算透露出来，于是围观者一拥而上。

无论是有意义还是情绪化，这些议论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道德主义。这种理论在西方属于新秀，诞生于1990年代，目前已经超越了菜鸟阶段，进入到方兴未艾时期。

近来，李连杰等大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士大力呼吁，中国公益的未来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专业的公益培训和教育体系，只有专业化的人才才能带领中国公益事业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在纷纷的议论之中，有两个关涉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反而遭到了忽视。

其实，劝捐甚至动员捐款这样的事情在中华大地上本来稀松平常，很多人早已学会了十八般应对招式。例如，即便有不少中国富豪有兴办各种非营利性私立学校或私立医院的意愿，但突破行政化的障碍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这让主办者始料不及，遂忙不迭地澄清，声称就是吃饭聊天，根本不会劝捐。毫无疑问，这种理论不仅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因为现实世界中很多慈善组织的确由宗教团体兴办)，而且还相当贴近常识，尤其是中国人的常识。其实，无论何种事业，只要其制度架构高度成熟，那么专业化必定能促进这项事业的大发展。富豪们不捐款或者捐款少，人们就会议论他们是否具有爱心或社会责任感;富豪们捐了款甚至捐款很多乃至到了全裸的地步，人们又会议论他们是不是真正出于爱心，抑或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

既然这样，很多所谓社会公益事业走向市场化甚至产业化，也就毫不稀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亦即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严重滞后的格局，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鸟笼社会的存在。

可是，在今天，所有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必须挂靠在一个个具体的国有单位之下，受到挂靠单位的管理。李连杰的壹基金已经活蹦乱跳多少年了，居然还没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

我们已经知道，至少有一位中国富豪(即陈光标)高调宣布裸捐，即将自己百分之百的资产捐出来。慈善事业的专业化慈善的专业化则是另一个大问题。

在某些行业中，选择非营利性组织对行动者来说更为有利一些，亦即更有助于他们达成其原本设定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秉持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关注某一特定的解释因素，例如国家的作用，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地进入问题的实质性部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显著的差别。当然，我们不排除某些挂靠单位是大宅门，其领导也具有《大宅门》中七爷那样的战略眼光、领导才能、爱国热忱和社会责任感。

如果指望主要依靠国家补贴或者社会捐款，社会公益事业恐怕就无法取得应有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当人们不加分析地将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当成过街老鼠进行批判的时候，慈善事业的专业化以及非营利性组织间正常的市场竞争也就随着伪市场化的脏水被泼掉了。

可以说，这两类理论的基石都在于探究慈善者的内心深处，议论他们究竟是真有爱心还是沽名钓誉，这同中国式道德主义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具体来说，无论要开展何种事业，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行动者(或出资人)在建立组织时，首先注册为公司。

束缚慈善事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固然很多，但是最为要紧的还是套在我们头上的道德主义紧箍咒。因此，他们不愿意将善款交给这样的组织。